再现的文明——中国出土文献与传统学术/朱渊清 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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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简介

 

 

七.银雀山:兵法与战争

 

假古董  有故意埋藏或无意失落的古文献,也有或无意或有意假造的伪文献。《孙子兵法》就曾经出现过轰动一时的所谓八十二篇本。

《收藏》199610月发表了题为《散失近二千年的〈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在西安发现》的长篇专访。同期还发表了这本珍贵“佚籍”的主人张敬轩及收藏家吕万里撰写的所谓考证文章。

张先生向记者讲述了他家三代珍藏整理研究八十二篇本《孙武兵法》的曲折离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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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伪造的《孙武兵法九夺》(引自《收藏》1996/10

祖父张瑞玑是清末的进士,曾供职于军机处。光绪三十二年(1906),调任陕西韩城知县。上任途中,慧眼识珠,重金买下《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古兵书汉竹简。晚年与二子张联甲在西安“书理”《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张联甲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研读古兵书进展很快;又颇有书法造诣,将汉简《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全部“书理”在宣纸上。完成“书理”重任的张联甲还填词以志,名曰《告世人》,最后两句殊为感人:“若能振兴我中

华,多艰辛,也教名著再现临。”张联甲在解放后政治运动中受冲击,丢了小学教师的饭碗,贩菜度日。文革中,他预感汉简将是“惹祸”的根子,“不得不采取毁简保兵法的策略,将古兵书汉竹简装满架子车,送到西安药王庙门前的大坑内烧掉了。在‘红卫兵’监督一时疏忽之中,他从火中抽出一捆即将点燃的竹简(即八十二篇中的第三十一篇),从而幸运地保存了一件汉竹简的原物和张瑞玑父子书理竹简的墨迹手稿,使这中华文化瑰宝免遭毁灭。”1972年张联甲去世。这样就有了继承父、祖遗志的收藏者公布八十二篇《孙武兵法》的“令全世界震惊”的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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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先生

未知读者读到文革中焚烧竹简、抢救抄本一节作何感想?在于笔者,则是特别希望一睹那搞不清究竟是一捆还是一支的汉竹简原件和八十二篇抄本的风采。

然而收藏者好像终于没有公开原简和全部抄文。我们只是根据介绍知道:《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共有141709字,因年代久远,内有23字残缺,辨认不清。

《孙武兵法》原八十一篇,最后一篇是孙武本人写的《终语——预示》。原简背面还有韩信写的42字批语:“虽称终语,实言兵理,彟示而示,多多益善矣。故定而入为《孙武兵法》第八十二篇。汉楚王韩信于汉五年二月。”

消息传出后,引起不小轰动。国防大学房立中教授评价:“其所依托汉简有重要学术和文物价值,其八十二篇抄本原文亦有重要文物价值。”有关人员还准备了鉴定会。《北京青年报》、《文摘报》等很多报纸杂志媒体报道了这一惊世“大发现”。

学术界立刻揭露了这一作伪案。965月,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位女编辑领着吕姓收藏家来到李学勤先生家,李先生当场认定这是假书,并在第二天告诉了女编辑。10月份各家报纸争相报道这一消息时,李先生又于1014日致电《北京青年报》,严正指出这是一出骗局。1129日,《文汇报》发表了黄朴民先生的辨伪文章,指出这一所谓“发现”漏洞百出,很多地方逻辑混乱,无法自圆其说。且不说煌煌巨著“书理”后仅23字残缺几近天方野谈,伪造的《孙武兵法》语言卑俗,而且多套用后世成语,比如“方方俱足,面面俱到”、“呕心沥血”、“明争暗斗”、“民不聊生”、“四面楚歌”、“八面伏击”、“国泰民安”、“吾愿足矣”等等。许多地方与史实不符,比如大谈春秋晚期中原还没有的骑兵作战现象;说到了先秦根本还没有的盘古传说。

这是发生在不久前的很不高明的古书作伪案。造假者之所以能长篇作伪,其实根本是借助于新公布的银雀山竹简。《收藏》杂志发表的两位收藏者的论文《〈孙膑兵法·五度九夺篇〉考》就是将新出土的《孙膑兵法·五度九夺》添加文字后说成是八十二篇本《孙武兵法》之三十九篇《九夺》。就此看来,造假的最终完成时间一定晚在张联甲去世后,因为19724月发掘的银雀山汉墓的简报都要在1974年才公布。换句话说,那张注明为1923年张联甲“书理”的抄本也一定是假造的。

 

银雀山汉简  临沂县位于山东省东南部,北屏沂蒙山区,以东临沂水得名。西汉时这里属东海郡。在临沂县城的南面有两座隆起的小山岗,东西对峙,东岗名为金雀山(最近这里也有考古发现),西岗名为银雀山。

1972年山东省博物馆等单位发掘了银雀山两座汉墓。

两墓都是长方形竖穴,均为一棺一椁。椁室分成棺室和边箱两部分。大部分随葬品放置在边箱内,出土陶器、漆器及铜镜、钱币等。1号墓的竹简出土于边箱的北部,与竹简同出的还有半两钱和1枚三铢钱。2号墓的竹简出土于边箱南部靠近东壁处。从两墓出土的钱币和2号墓中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推定,1号墓的下葬年代在公元前140~前118年之间,2号墓下葬年代在前134~前118年之间。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抄写年代应早于墓葬年代。竹简字体属早期隶书,当是西汉文、景至武帝初期书写成的。1号墓中出土的两件漆耳杯,底部刻有隶书“司马”二字,多数研究者认为是墓主人的姓氏。2号墓出土肩部刻有“召氏十斗”四字的陶罐,“召氏”一般也被视为2号墓主人的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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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银雀山竹简出土时和泥沙掺合在一起的情形

银雀山汉墓竹简共计有完整简、残简4942简,此外还有数千残片。银雀山简竹简的长度有3种:1。长69厘米,约合汉尺三尺,经缀联共32简。2。长27.6厘米,约合汉尺一尺二寸,约5000简。3。复原长度为18厘米,约合汉尺八寸,此类简仅10简。汉简的不同长度,反映了汉代礼制。编联竹简的丝绳早已朽断,从简上留下的编痕可知有2道和 3道的编联方式。从编痕处留下的空白可看出,竹简是先编联成册,然后再书写的。简文系墨书,每简字数不等,27.6厘米长的一般书写35个字左右。文章篇末多有计数,标明本篇字数。书写格式有两种:一是简的上下两端各留1—2厘米的空白,二是不留空白,整枚简从上到下顶格写满。

竹简篇题的书写有3种形式:1。单独写在第1简的简首正面,正文从第2简开始书写。2。写在第1简的简首背面,正面书写正文。3。写在篇末最后一简的文字结束处下。篇题书于第1简背面,说明是简册书写完毕,自左向右卷起,提篇题于外,利于索检。竹简未见书名标题。

银雀山1号墓出土竹简中有传本书籍和古佚书,古佚书占大部分。

现有传本的书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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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孙子兵法》竹简

 

《孙子兵法》(即《孙子》十三篇)及其佚篇。简本除《地形》篇外,其余12篇文字均有发现。但与简同出的篇题木牍残片上,在《九地》篇题前书有《□形》。今传本《孙子·九地》前一篇为《地形》,木牍的《□形》当即《地形》,由此看来,简本《孙子兵法》应是十三篇足本。佚篇共4篇,《吴问》篇记吴王与孙子关于晋国六卿军事、政治制度的问答。《黄帝伐赤帝》、《四变》、《地形二》3篇是分别对《行军》、《九变》和《九地》部分内容的解释与发挥。

《尉缭子》共5篇。简本与传本《尉缭子》相合的原共6篇,其中《兵令》一篇收入《守法守令十三篇》。简本与传本《尉缭子》的《兵谈》、《政权》、《守权》、《将理》、《原官》5篇文字相合。

《六韬》共14组,可分3类。1—7组为第1类,见于传本《六韬》者,《文韬》4组,《武韬》3组。8—13组为第2类, 均为《群书治要》、《通典》、《太平御览》等书曾加称引而为传本所无的佚文。14组为第3类,是一些零散残简,其简式、字体与第1、第2类相似,简文又提及文王或太公望,据此当属简本《六韬》。

《晏子》共16章,散见于传本8篇之中。其中第10、11两章传本都分别析为两章。

古佚书包括:

《孙膑兵法》。《汉书·艺文志》称《齐孙子》。简本共16篇。第1至第4篇记孙子与齐威王、田忌的问答,确定是孙膑书。第16《强兵》也记孙膑与齐威王的问答,但可能不是孙膑书的本文,暂附书末。第5至第15各篇篇首都称“孙子曰”。但其文体、风格与《孙子兵法》及其佚篇不相类。这些篇中的“孙子”以指孙膑的可能性为大,因此,也定为孙膑书。

《守法守令十三篇》。共10篇, 是以篇题木牍为线索整理出来的。其中《守法》、《守令》两篇暂合一篇。《上篇》、《下篇》疑即简本《六韬》,因无直接证据,这两篇暂缺。《守法》篇的内容与《墨子》论守城之法的《备城门》及《号令》等篇相似。《要言》篇文字多韵语,为格言之汇集。《库法》、《市法》、《田法》、《委积》等篇记述土地、市□、库藏、赋税的法制。《王兵》篇内容散见于《管子》的《参患》、《七法》、《兵法》、《地图》等篇。《李法》记处罚官吏之事。《王法》记王者之道。《兵令》篇简式与《守法》篇同,与《尉缭子》各篇简式不合,其内容与传本《尉缭子》之《兵令》篇合。

此外还有:《地典》。《汉书·艺文志》兵阴阳家下著录。《唐勒》。为唐勒、宋玉论驭赋。《相狗》、《作酱》等杂书。论政和论兵的文章,如《十官》、《五议》、《务过》、《为国之过》、《起师》等40余篇。阴阳、时令、占候之书,如《曹氏阴阳》等10余篇,等。

银雀山2号墓边箱南端底部出土竹简32枚,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简册基本完整,每简长69厘米,宽1厘米、厚0.2厘米。《历谱》以十月为岁首,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古代历谱。所记的晦朔干支,订正了自宋代《通鉴目录》以来有关诸书的错误。

  银雀山出土的《六韬》、《尉缭子》、《晏子》等书,证实这些书西汉前期即已流传。竹简所记史实或与《史记》所记不同,作为独立来源而且比《史记》更早的史料,竹简价值巨大。最重要的,整理者认为,《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证实了《史记·孙武吴起列传》有关孙武仕吴,孙膑仕齐,各有兵法传世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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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竹简

 

《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作为“用之无敌于天下”的兵书,大概没有被秦始皇焚去,因为秦始皇焚书只是“不中用者尽去之”。汉代,《孙子兵法》经历了三次编定。第一次是张良、韩信“序次兵法”,结果“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第二次是汉武帝时杨仆“纪奏兵录”,据同时的司马迁说“皆道《孙子》十三篇。”第三次是汉成帝时任宏“论次兵书”,以后为刘歆、班固著录,《汉书•艺文志》:“《吴孙子》八十二篇,图九卷。”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82篇、图9卷本的《吴孙子》也就是前几年陕西伪造《孙武兵法》的版本依据。而伪造本的内容则不少是抄袭自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

实际上,银雀山兵书整理本定名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不是没有问题,或许更为合理的定名应该分别是《吴孙子》、《齐孙子》。因为我们虽然看到了两部不同的《孙子》,但还是无法根本证明《吴孙子》出于孙武之手,也不能完全排斥孙膑参与了《孙子兵法》的编定工作。

孙武其人,虽然《左传》不载,但《史记》却多次言及其人,不仅为之列本传,而且《伍子胥列传》、《吴世家》、《律书》、《货殖列传》都有提及。《孙子兵法》部分内容来源于孙武应该是成立的。

《孙子兵法》13篇,绝没有提到骑兵和骑兵作战。战国时代的战争较之春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国家军事实力大增,骑兵是很重要的新兴力量。春秋时代,中原地区作战都用步兵,步兵而外,配合车战。车战不易,两军一经交手,车阵即刻大乱。因此,春秋时的大战,时间都极为短暂,城濮之战、泌之战、鞍之战都是一日而见分晓,鄢陵之战二天而判胜负,吴攻入楚国,从柏举一战长驱直入楚郢都,前后不过十天。骑兵的投入,奇袭冲锋威力巨大,孙膑就曾说“用骑有十利”。战争方式由此改变,军队人数激增,军事行动范围扩大,野战和包围战成为主要的战争方式。

《孙子兵法》把攻城看成是“下政”,因为“围”和“蚁附”确是比较落后明显缺乏攻城手段的表现。其实随着车战的退出,在开阔平地上作战已经成为兵家之忌讳,险要狭隘、坚城关塞已经成为新的战场。进攻和防守城池的技术手段突飞猛进。

但《孙子兵法》还是有许多内容反映了战国的特点,尤其接近于战国中期。比如,用兵规模,动辄“带甲十万”、“兴师十万”,用兵时间旷日持久,《用间》:“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考虑到用兵规模庞大,战争持续时间长久,才有了“因利而制权”的作战原则,“兵以诈立”、“兵者,诡道也”、“兵以正合,以奇胜”等等战争技艺成为被推崇的习尚。春秋时代,“皆陈曰战”,周代的军礼仍然为参战者自觉遵守。就比如说宋襄公,他与敌人打仗不杀“二毛”,不攻击正在渡河的对手,《左传》以后被传为笑柄。其实这反映的是《左传》时代的价值观,有专门讲究战争技艺的军事家的价值观在其中。《春秋》也记泓之战,却并不置宋襄公于嘲笑地位,说明其时的观念不同,儒家的价值观不同。《孙子兵法》的体裁与《墨子尚贤》以下十篇十分接近。这些都可以证明《孙子兵法》的写定一定是在战国中期。

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的下编中《吴问》一篇,全文284字。其中两次讲到“十三篇”,写定时间在十三篇之后。一直被用作确定《孙子兵法》写定的下限。

这篇著作用孙武和吴王阖庐问答的体裁,写到了孙武对晋国前途的一段预言。文中孙武根据田制、税率和置士多少断定晋国六卿的灭亡次序,断定范、中行氏先亡,智氏为次,韩、魏又次之,而晋终归于赵。根据《史记•晋世家》,晋定公二十二年(B.C490),赵、韩、魏和智氏赶走范和中行氏,四家还分了范、中行氏的土地。晋哀公四年(B.C453),赵、韩、魏灭智氏。三家灭亡的次序完全无误。但晋终归于赵的预言却完全失误,吴树平先生、郑良树先生、何炳棣先生等都据此认为这里提供了此书春秋末(赵、韩、魏灭智氏之后、三家分晋之前)撰写的最佳证据。

但李零先生提出的质疑,其可能性显然存在:“这只能说明作者没有看到秦灭赵、韩、魏”。李零先生还进一步认为:“最初三家中魏国是最强的,只是经过魏惠王大败于齐、秦以及赵武灵王吞并中山等事件,赵才逐渐强于魏国,并成为战国后期除秦以外最强的国家。从这些情况考虑,我们与其把《吴问》的撰写时间定在春秋末期,还不如把它定在战国中后期更为妥当。”

 

兵法书的来历和分类  所谓“兵家者,盖出于古司马之职”,这一提法是有相当道理的,今本《司马法》可以证明。《司马法》主要追述古代军礼,内容包括古代的畿服制度、军赋制度、军队编制、官吏设置、列队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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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博物馆

以及旌旗、徽章、鼓铎的使用规定。也有某些作战方法和一些议论,这与《周礼•夏官•大司马》十分接近。诸如军队编制、官吏设置、列队训练,旌旗、徽章、鼓铎等条令也就是古代军法,我们看大通上孙家寨汉简军令文书就可以明白。早先的兵法原来就是军令、军法。

春秋末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动。春秋末,周王室已经沦落至仰诸侯之鼻息的境地。进入战国,赵、魏、韩三家分晋,田氏篡齐,各国积极内部改革、对外斗争,李悝在魏、吴起在楚、申不害在韩、武灵王在赵、商鞅在秦,纷纷变法。政治形势风云突变。铁器已经大量使用,农耕大为发展,人口大幅增长,四境边地已经再无扩张之可能,土地人口压力增加,战争频频发生。随着武器之锋利、军队之增加、战争规模大大扩大。春秋时的小型速决战逐渐发展为大规模的速决战、谋略战、长期的消耗战;步兵战、车兵战发展为骑兵战;更有各种合纵连横的外交战;以及阴谋、贿赂、游说、离间、刺客挟持等间接作战,战争形势可谓如火如荼、错综复杂。

诸子百家游走于各国诸侯之间,以逞其才学、伸其抱负,成其济世之伟业。子夏、田子方、吴起,出于儒家,而辅佐魏文侯;申不害、商鞅出于法家,而效命于韩、秦。墨家之徒,奔走各国造屑守城,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纵横家苏秦、张仪,徒逞三寸不烂之舌,合纵连横,挂六国之相印。

象吴起这样的人,身经百战,成了专门运筹帷幄、指挥作战的军事家和将帅。战争在这些人手里逐渐向专门的技艺方向发展,兵法也就由他们这样的人总结。所以,春秋战国,严格说还称不上有专门的兵家,也正因此诸子百家中没有兵家这一家,而《汉书•艺文志》兵书略的诸多内容却见之于诸子百家的思想和术数方技的实用技艺中。可以说,正是春秋末战国时代的战争造就了其时的与古代的军令很不一样的兵法。

《左传·昭公二十一年》曾经提到出于《军志》的作战原则,“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这应该算是比较早的也较简单的兵法书。有名的兵法书如《吴兵法》、《齐兵法》、《公孙鞅》、《吴起》、《庞爰》、《倪良》、《魏公子》、《司马襄苴兵法》等。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法时,共得182家。

《汉书•艺文志》分兵书为四类: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

兵权谋是兵书中最重要的,约略相当于现在说的战略学。特点是“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所谓“权”,也就是权变,《孙子兵法》称之为“诡”或“诈”,“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诡”、“诈”这样的概念的提出,是春秋末战国时期战争的产物,已经完全与古代的军礼、军法相反,但这却是兵法战略思想的根本。“谋”在《孙子兵法》中称为“计”,来源于庙堂上用一种叫做算或筹、策的(往往是竹木或角质的小棍)古老计算工具进行的计算。“运筹”、“决策”、“定计”之类的词语就来源于此。这是在具体战斗部署和实施之前的战略思考,所谓的“庙胜之论”、“逾垠之论”就是指这种“计”、“谋”。

兵形势,主要是指兵力部署,大致相当于战术学。“形”主要是基于对战争实力的判断,“势”主要是基于对人为、易变、潜在诸因素的判断。《孙子兵法》中有“虚实”、“奇正”两个概念。“虚实”是指整个战局的兵力部署,如“我专而敌分”、“我众敌寡”等。“奇正”则是指投入实际战斗的兵力配置,即按先出、后出,正面接敌与侧面突袭,主攻和助攻等对兵力所作的分配。

兵阴阳,特点是“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为助者也。”“随斗击”,古人以斗柄所在为胜,“刑德”,是以时辰、方位等推阴阳顺逆、福祸吉凶的一种数术之说,“五胜”,是指五行相胜。这一类是阴阳之学在兵学中的运用,古代行师用兵往往要占星、运式卜筮、望气。往往有很实用的具体技术,绝不能仅仅以为是心理暗示。所谓的天时地利,多与气象、水文、地形测绘等使用知识和技术相关。

兵技巧,特点是“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这一类涉及主要是与军事有关的体育训练和军械操作训练,如射法、剑道、手搏等,武术传统渊源于此。另外,古代兵器以攻城和守城的器械最复杂,攻城和守城之术也属这一类。

 

 

奇出三关和围魏救赵  《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或者说是《吴兵法》、《齐兵法》与孙武、孙膑相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最早介绍了孙武和孙膑。现在,他们的故事早就是公众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了。

根据《史记》的说法,孙武是齐人,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即已读过孙武的13篇兵法,很想见识一下孙武的治军本领。孙武于是尝试训练阖庐宫中美女180人。孙武毫不留情地杀了两个不听军令的阖庐爱姬以严明纪律,令阖庐再也不敢小觑。

有关孙武,《史记》只是讲了这么一则故事。训练宫女的内容即非战争,也难说确有其事,确定的信息是孙武与吴王阖庐同时,并曾以兵法效命于阖庐。阖庐时代的吴国是强盛的,柏举之战是其时吴国与楚国之间的一场著名战争,其中最精彩的一笔是奇出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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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吴楚柏举之战经过示意图(引自《中国军事史》第二卷兵略,解放军出版社1986)

公元前506年,吴国终于等到了大举攻楚的机会。这年秋天,楚国围攻蔡国,蔡求助于吴。唐国素来与楚有仇,也愿意联合吴、蔡,共同对付楚国。蔡、唐虽属小国,但地处楚国侧背,战略地位重要。吴国进击楚国,可以舟师溯江而上,西向正面攻击。但吴国决定秘密出兵绕过大别山,沿淮水进入楚国,从楚国的东北发动突然袭击。这年冬天,阖庐乘船沿淮水西进,过州来(安徽夙来)后,弃舟登陆,在蔡国、唐国的向导下,经豫章(安徽六安、河南固始、潢川一带)迅速通过楚国北部的大隧(今里关,河南武胜关东)、直辕(武胜关)、冥厄(平清关,在武胜关西)三个关隘,直趋汉水。楚国为防止吴军向楚都作更深远进攻,命令令尹子常、左司马沈尹戌、武城大夫黑及大夫史皇仓促领军沿汉水右岸进行防御。

吴国联合蔡、唐二国,实行深远的战略迂回,出其不意,从楚国防守薄若的东北部长驱直入,深入楚境千余里,果敢迅速,充分发挥了奇袭之效,使楚国来不及调集足够兵力与吴作战。战略运用十分成功。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与孙武有没有关系,但这样的谋略深合于《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上说:“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百余年后又有齐国的孙膑,是孙武后裔,也学兵法。同学庞涓事魏惠王,孙膑前往魏国时为庞涓残害,被断两足,因此人称孙膑。

孙膑终于回到齐国,被齐将田忌迎为上宾,孙膑帮助田忌用各差一等的三匹马赢了齐诸公子的故事尽人皆知,实际上已经用到了博奕论运筹学的知识。

魏伐赵,赵求助于齐之时,孙膑用了围魏救赵的策略,桂陵一战大败魏军。

根据《史记》,公元前353年,当赵国讨救兵的使者至齐时,齐威王与他的手下都认为让魏国吃掉赵国,于齐不利。但立即出兵救邯郸,实力易受损。因此决定,南下襄陵牵制魏国,待魏、赵比拚精疲力竭之时,再以主力攻魏。于是命田忌领军,并迫使宋国、卫国一起进攻襄陵。

魏国苦战之后终于攻破邯郸,齐威王这才令田忌为将、孙膑为师,率大军救赵。田忌欲引兵趋赵,孙膑说:“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戟,批亢寿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解救纠纷的人不会握着拳头去,解救斗殴的人也不会自己插手打架。“批亢寿虚,形格势禁”按照《史记索隐》的看法是古语,孙膑的意思是要攻击魏之虚处。魏、赵交战,精锐在外,而老弱在内,因此引兵疾奔大梁,占领交通要道,攻击魏国都城,可以解赵围,并获利于魏。庞涓得悉齐军直走大梁,仓皇回救。齐军事先在魏军必经之路桂陵占据有利地形,一举打败了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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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齐魏桂陵之战示意图(引自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1984)

关于古地名桂陵、襄陵的地理位置始终是有争论的。桂陵所在,史上有三说:山东荷泽、曹县、河南长垣,这里取荷泽说。襄陵,即《孙膑兵法•擒庞涓》中的平陵。《孙膑兵法•擒庞涓》中纪录的这场战争远比《史记》更为为详细。据《孙膑兵法•擒庞涓》记载,魏攻邯郸,命将军庞涓带甲八万之于茬丘。齐田忌也率领八万之众准备就赵。庞涓进攻卫国某邑,孙膑出谋,不救卫而南攻平陵。其时齐另有齐城、高唐二大夫的军队被魏军都邑大梁附近横、卷两邑之兵击溃于行军路上。平陵未得,齐城、高唐二大夫的军队已被击溃,齐军主将田忌于是有些着急,请教孙膑。孙膑献计,派遣轻便的战车“西驰梁郊”,分散部队以诱敌追赶,最后终于在必经之路桂陵邀击庞涓得手。

孙膑围魏救赵之计,先是南攻平陵,“平陵,其城小而县大,人众甲兵胜”,而且“当涂有市丘”,是粮绝之地,难攻之邑。这是故意露破绽于敌。后来又有齐城、高唐二大夫的军队攻击大梁附近横、卷两邑,在笔者看起,这两支部队虽被断被歼,示弱迷惑对手尚在其次,调开了近处的大梁守军恐怕才是真正的目的。我们不妨假设,如果齐军实力足以威胁大梁,那么,齐军又何必作样子围攻平陵?战国早期的战争,攻城手段十分落后,只能作“蚁附”;而作为其时军事实力最强的魏国的堂堂国都,想必也应有大量守军。所以,要威胁大梁恐怕决不是轻易之事。因此,以理度之,齐军实力当远逊于大梁守军;要威胁大梁,前提是将其主力军队调开。而攻击大梁近处并有大道连接的小邑,确实是调动大梁主力守军上钩的一步妙棋。然后,魏军命轻车寡卒,直接西进,作出攻击防守已然薄弱的魏都大梁之势,终于逼使庞涓回军救大梁。这样魏军完全占据了主动,而齐军已陷于被动。在庞涓回师的必经之路桂陵,设下埋伏,在最有利的时间、最有利的地点以逸待劳、伏击敌人。《孙子兵法》说“攻其所必救”,又说“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围魏救赵战例就是充分贯彻这些原则的典范。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还讲述了13年以后,孙膑在马陵道上逼庞涓自尽的故事。但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擒庞涓》明确说:“孙子弗息而  (击)之桂陵,而禽(擒)庞涓。”是司马迁《史记》记述有所混淆?还是“禽(擒)庞涓”只能作“制服庞涓”解?或者另有其他解释?因为文献不足徵的缘故,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也许永远都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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