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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简书《老子》的性质及其学术定位 程水金 《老子》一书的版本，原本就相当复杂。1927年，著名版本目录学家王重民著《老子考》， 收录敦煌写本、道观碑本及历代刻印本，共存目450余种。至1965年，严灵峰编纂《无求备 斋老子集成》，初、续、补三《编》共辑录影印了各种《老子》版本356种。不过，这些传 世《老子》版本，大抵为魏晋人所编定。可确指为汉代的传本，实属寥寥。1973年，长沙马 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甲本以篆书抄写，不避刘邦名讳，其抄写时间 在刘邦称帝之前。乙本则以隶书抄写，避“邦”字讳，则其抄写时间当在汉帝国一统天下之 后。帛书甲、乙二本，在文句、虚词、用字等方面，均有差异；而其基本思想与文意则是一 致的。传世通行本在辗转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所衍脱。这些衍文与讹脱，当然可据帛 书加以订正。不过，帛书本身并非善本，其中亦有不少衍脱讹误，且多通假字。而出土之物 亦难免残缺与毁损。①如关于老子是否有“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就 因帛书的残毁而引起过不少的争论。真可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了。 继帛书之后，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村一座战国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三组竹简 形制不同的《老子》写本，内容皆见于通行本及帛书。但三组总数不及帛书全本的五分之二 。对于这批简书《老子》的性质，学界意见尚未统一。郭沂先生认为，“简本老子出自老聃 ，今本《老子》出自太史儋”，“简本是一本完整的《老子》传本”，并且“简本优于今本 ”。②而尹振环先生对于郭先生的意见有所拨正，认为“笼统地说‘简 本优于今本’是不当的，也是不能成立的”，“从总的比较来说，太史儋的《老子》比李耳 的《老子》，无论就内容与深度、高度与远度，都要广些、深些、高些、远些。甚至可以说 高得多。——这是因为太史儋是站在老聃这位巨人的肩上的原故”。③ 据此以观，则关于简书《老子》的性质，郭、尹二先生的意见并无二致，都认为简书《老子 》是最原始的《老子》版本，是《老子》思想的原创者老聃的真正嫡传。 关于简书《老子》的性质，另有一种意见是李学勤先生的看法。李先生认为,“《老子》甲 、乙、丙三组，均系摘抄，不相重复”。④这个意见，似乎并未得到学 界的重视，而李先生本人也没有展开论述。 我们认为，将郭店楚墓简书《老子》看作是《老子》一书的“摘抄”，是应该得到重视的意 见。而把简书《老子》看作《老子》思想的原创者老聃的原始传本，而帛书或通行本是 所谓太史儋对简书《老子》的扩充、改写，是值得商榷的。 一 郭店楚墓墓主的身分至今仍然不甚了然。虽然墓中有只漆耳杯底部刻有“东宫之师”或“东 宫之杯”的文字，但学者仍然不能据以确定墓主的身份。如果“东宫”是指太子，定墓主为 太子的老师，则其墓葬的规模实在不相称。说是“东宫之杯”，则墓主与太子又有何关系， 亦不晓了。据台湾大学周凤五先生考证，郭店楚墓竹简书体有齐国风格。周先生曰：“郭店 竹简的字体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常见于楚国简帛，字形结构是楚国文字的本色，书法体势 则带有“科斗文”的特征，可以说是楚国简帛的标准字体；第二类出自齐、鲁儒家经典抄本 ，但已经被楚国所“驯化”，带有“鸟虫书”笔势所形成的“丰中首尾锐”的特征，为两汉 以下《魏三体石经》、《汗简》、《古文四声韵》所载“古文”之所本；第三类用笔类似小 篆，与服虔所见的“古文篆书”比较接近，应当就是战国时代齐、鲁儒家经典文字的原始面 貌；第四类与齐国文字的特征最为吻合，是楚国学者新近自齐国传抄、引进的儒家典籍，保 留较多齐国文字的形体结构与书法风格。”⑤ 楚墓竹简书体保留着较多的齐国文字风格，似乎墓主人与齐国有某种特殊的关系。这一点或 者对于我们推测墓主的身份有某种启示。考古人有以“南宫”、“北宫”、“西宫”为姓氏 者，则以“东宫”为姓氏的可能性并非绝对没有。宋人王应麟《姓氏急就篇》曰：“东西南 北宫门乡。”自注云：“东宫氏，齐东宫得臣。”春秋时齐有东宫得臣，见载于《诗经》与 《左传》。《诗经·卫风·硕人》美庄姜曰：“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 。”《左传》隐公三年亦云：“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杜预《左传注》云 ：“得臣，齐太子也。此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处东宫。”孔颖达《正义》曰：“案《齐世 家》，庄公生僖公。东宫得臣，未知何公太子。案《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卫庄公之立， 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齐僖公之立，在春秋前八年，然则庄姜必非齐僖公之女。盖是庄公之女 ，僖公姊妹也。得臣为太子早死，故僖公立也。”谓得臣为太子，实在是据“东宫”二字而 推测，事实上，“东宫”并非专为太子所居。考《左传》襄公九年曰：“穆姜薨于东宫。” 穆姜乃鲁襄公祖母，欲废鲁成公而立其奸夫叔孙侨如，事败，被终身幽囚于东宫。此“东宫 ”乃为冷宫或别宫。齐得臣居“东宫”，或者未必为太子，也未必“早死”，其后嗣以“东 宫”为氏亦未可知。据此，则杯底刻文似乎释为“东宫之杯”较为妥当，唯是此“东宫”亦 似不应解为“太子之宫”或“太子”，而是解释为“东宫氏”。楚墓竹简书体保留着较多的 齐国文字风格，又有此“东宫”氏之题名，似乎墓主人与齐国的东宫氏有某种特殊的关系。 《孟子·滕文公上》曰：“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 能或之先也。”或者此墓主人乃如陈良，为“北学于中国”的楚国学者，曾去齐国求过学， 故与齐国东宫氏有关联，故而“东宫之杯”带到楚国。如果这一推测可以成立，则楚墓之墓 主实则不过是当时为数众多的一般学者之一。其殉葬之鸠杖，不过生前以其年高，地方政府 代授“王杖”，以示“王者”“养衰老”的敬重之意。⑥未必就与楚国 太子有何种特殊关系。而且，郭店楚墓的规模并不大，仅一棺一椁，其为上士。这说明墓主 的身份可能不算高贵，或者不过是一般的知识分子。 出土文书的多寡及其篇幅的大小与墓葬的规模密切相关。墓主的身份不算高贵，用以殉葬的 文书也不可能很多。郭店楚墓出土竹简总量八百余枚，但是，就出土的各篇文简而言，其篇 幅均不算很大。虽然发掘之前，曾经盗墓者的破坏，但据说竹简损失不多，而现获文简亦大 抵保存完好。倘与出土帛书《老子》及帛书《周易六十四卦》等全本足本文献的长沙马王堆 三号汉墓相比较，楚墓的墓葬规模及其出土文献的性质则判然有别。马王堆与郭店相比，虽 然有书写材料的软硬不同，也有书写年代的先后差异，但在墓葬规模上，二者无论如何也是 不能相埒的。由墓葬规模及随葬文简的篇幅约可推知，郭店楚墓的这些文简均系某书部分章 节的摘抄而非全书的照录，或者有个别篇章乃当时流传的单篇文章的全录，如简书《缁衣》 即是其例。今传小戴《礼记》四十九篇，仅《缁衣》一篇出现于楚墓，这是否意味着今传《 礼记》中其他四十八篇均未形成?同理，楚墓中无全本足本《老子》，也就意味着当时不存 在足本全本的《老子》一书?如果说楚墓中没有出现的文献，皆因此前不存在而为后来所产 生，这种说法恐怕是难以成立的。 二 楚墓《老子》竹简共有三组，其竹简形制各不相同。甲组共有竹简39枚，简长32．3厘米， 简之两端削为梯形。编线两道，线距13厘米。乙组共有竹简18枚，简长30．6厘米，简之两 端平齐。亦编线两道，线距亦为13厘米。丙组共有竹简14枚，简长26．5厘米，简之两端亦 平齐。编线两道，线距则为10．8厘米。对于《老子》的这种抄写方式，学者有各种不同的 推测。不过，三种不同形制的竹简，内容又互不重复，其不属于《老子》的三种原始版本， 似无可疑。至于这种抄写方式有着何等特殊的意义，一时还难以断定。不过，同一本书以长 短形制不同的竹简抄写，只能是有意的安排而非不经意的举措，这种推测应该说是合理的。 既然是有意的安排，就有可能暗示着抄写时的不同分类，也暗示着抄写者心目中思想内容的 重要程度。因此，说郭店简书《老子》为分类摘抄，大致是不错的。 三 楚墓下葬的年代，李学勤先生认为约在公元前四世纪末，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墓中竹简书 籍的书写时间应早于墓的下葬，至于书的著作年代自然更要早些；⑦而 王葆矻先生则认为，郭店楚简的抄写约在公元前278年与公元前265年之间，墓的下葬也在同 一时期⑧。不论李学勤说抑或王葆矻说，这个年代也接近于战国晚期。 马王堆汉墓虽然比郭店楚墓的年代为晚，但这种年代间隔不能说明《老子》从简书到帛书的 承传关系。当然论者并没有直接将这一时间间隔作为《老子》一书的发展过程，但与此相关 的问题可能导致这一结论。因为在两座墓葬中，除却《老子》之外，相同的内容尚有题名《 五行》的一篇。马王堆《五行》本身没有标题，而楚墓竹简则自名为《五行》。两篇《五行 》的最大不同，是帛书既有《经》又有《说》，简书则仅有《经》而无《说》。《经》的部 分，除了几个章节次序互换之外，内容方面基本相同。庞朴先生认为，《五行》本是无《说 》的，马王堆帛书有《说》，是郭店时代的发展。⑨《五行》从无《说 》到有《说》，似乎可以证明从简书到帛书的演变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适合于《老子》。 《五行》是思孟一派的学说，在郭店时代有《经》无《说》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孟子的时代 与楚墓下葬甚至简书的抄写时代比较接近。而《老子》的思想产生于春秋末年，与郭店时代 相去甚远。因此，不能据此反推：在郭店的时代不存在与帛书《老子》相同的《老子》全本 。更无论楚简《老子》的抄写与下葬年代比较接近于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的抄写年代。 此外，论者一方面认为简书《老子》是老子的原始祖本，另一方面又认为帛书《老子》是周 太史儋对《老子》原本的“扩建”与“改写”，这在时间上本身就是一个错位。姑且不论太 史儋与老聃及《老子》毫无关系，不过因名字发音相同而被传闻扯到一起而已，观《史记· 老庄申韩列传》自明。这一点，笔者另有《〈史记·老子传〉正读》一文，论之甚详，兹不 赘述。假如帛书或今传本《老子》真如论者所言，是太史儋对简书《老子》的扩充、改写与 增补，而太史儋乃秦献公时人，秦献公前384年至前362年在位B10， 则太史儋与楚墓的年代相距几乎百年有余，因此，这种所谓的“扩建”与“改写”则早已 完成。这就足以反证当时不可能没有完整如帛书的《老子》一书流传于世。与此同时，如果 我们不能证明郭店墓主与老子的师徒授受关系，也就更加无法断言简书《老子》是当时流传 的老子思想的祖本。 将上述两点互相映证，则结论只有一个：简书《老子》只能是一种摘抄本而不是什幺“完整 的《老子》传本”。 四 楚墓出土文献大抵系儒道二家的著作。有鉴于此，大多数学者认为，墓主的思想，有杂糅儒 道并且尽量淡化儒道思想对立的倾向。下葬文书与墓主人的思想甚为密切，正如庞朴先生所 发现的那样，银雀山汉墓主要是兵书，睡虎地秦墓主要藏法律，而郭店楚墓则是道儒两家的 经典。B11既然是“杂糅”与“淡化”，那么，其抄写的文献，则大 可能有所简择与更改。简书《老子》不反对“仁义”，这是与《老子》思想大相出入的，而 恰恰是这一点体现出抄写者融合儒道淡化儒道对立的意图。其次，摘抄有较大的灵活性，章 节次序的调整及其分合，都体现出摘抄者的趣味与取舍。就在章节的调整与重组之中，可能 产生不同于原本的意蕴。简书《老子》的内容全部包含在帛书《老子》之中，说明二者属于 同一本书，前者为摘抄本，后者为完整本。因此，简书《老子》只能表明摘抄者的思想，不 能直接等同于《老子》原本的思想。这个道理很简单，无须?缕。 五 正如上述，楚墓下葬年代，李学勤先生认为约在公元前四世纪末，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墓 中竹简书籍的书写时间应早于墓的下葬，至于书的著作年代自然更要早些；而王葆矻先生则 认为，郭店楚简的抄写约在公元前278年与公元前265年之间，墓的下葬也在同一时期。综合 李、王二先生的说法，从简书的抄写到楚墓的下葬，可以假定一个较为宽泛的时代断限，即 公元前350年到前250年之间。那么，在所假定的这个年代断限之中，某些历史现象是值得注 意的。《吕氏春秋·淫辞》《公孙龙·迹府》《孔丛子·公孙龙》均载公孙龙辩于平原君所 而绌于孔穿之事。公孙龙为当时著名辩者，以“白马非马”驰誉于诸侯。之所以绌于孔穿， 就在于公孙龙“臧三耳甚难而实非，臧两耳甚易而实是”，所谓“辞胜于理，终必受绌” B12。公孙龙的“受绌”并被指斥为“苛察缴绕”，惠施“历物十事” 的失传，以及邹衍的“大九州说”，“王侯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莫能行之”，皆 不是偶然的孤立现象，说明当时“王侯大人”对于抽象的玄辩失去兴趣。考《吕氏春秋》《 应言》及《审应》载公孙龙说燕昭王、赵惠文王偃兵；又，平原君卒于赵孝成王十四年（前 252），此后载籍不见公孙龙事迹。则公孙龙生活的年代大致可定，约在公元前352年至前25 2年之间。这个年代的上下断限与楚墓简书的抄写及下葬的年代是非常吻合的。 简书《老子》几乎没有关于“道”的玄虚议论而大抵为治国修身的格言轨论及人生训诫。仅 甲组抄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一节。但本节有“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王 居其一”数句，显然，抄写者具有儒家“尊王”思想，故老子这几句话听起来格外入耳。简 书《老子》的抄写者，不取《老子》一书中抽象玄理之说，除了抄写者个人的思想因素之外 ，当然与时代风气不无关系。 尤其值得玩味的是，简书《老子》甲组（也是抄写者认为最为重要的一组）劈头一句便是“ 绝智弃辩，民利百倍”，与帛书及通行本《老子》十四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意义迥别 ，联系上述时代风气，很难说这不是出于简书抄写者的有意更改。 众所周知，除了个别无关紧要的文句之外，简书《老子》的突出异点是“绝智弃辩”与“绝 伪弃（诈）”；B13帛书及通行本《老子》作“绝圣弃智”、“绝 仁弃义”。论者认为，这体现出帛书本或通行本对简本的发展。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这正 是简抄本晚出的明显徽标。老子生当春秋末季，他极力抨击的就是礼乐仁义的既往文化传统 。而至于战国，这种传统已经荡然无存。顾炎武《日知录》卷13“周末风俗”条曰： 威烈王二十三年（按前403年）戊寅之岁，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 虔为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按前386年）乙未之岁，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又 五十二年，显王三十五年（按前334年）丁亥之岁，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从长。自此之后 ，事乃得而纪。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如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 。（顾氏原注：《史记·秦本纪》：“孝公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于逢泽，以朝王。”盖 显王时。）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 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 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 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 此诚如顾氏原注所引李康《运命论》之言：“文薄之弊，渐于灵景；辨诈之伪，成于七国。 ”仁义信礼，荡然无存；尔虞我诈，奸伪朋生；辩士腾口，说客鼓舌。当此“礼崩乐坏”“ 仁义”无存之际，抨击“仁义”未免无的放矢。相反，传统反过了头就要重新呼唤传统。在 这种时代氛围之中，简书的抄写者当然不会再反“仁义”，而是回过头来矫枉过正。因此他 要“绝智弃辩”，他要“绝伪弃（诈）”。如果老子的时代就开始抨击要到战国时代才出 现的社会病，那才是不可思议的。可见认为帛书《老子》是简书《老子》的发展，正好本末 倒置。 应该说明的是，古人抄书有没有篡改古书的可能?答案是肯定的。倘若古人抄书没有篡改古 书的可能，那么，古人同引一书，何以彼此互异?姑且不论古人并无今日之所谓版权的概念 ，即使是所谓经过“圣人”编定的“经书”，也有人敢于删改。如宋代王柏，即以删《诗》 名家。幸而当时王柏的政治地位与学术地位都不高，没有一手遮天的势力，否则，我们今天 所能读到的《诗经》，就只能是由王柏所删定的本子了。因此，郭店墓主所抄的《老子》， 不仅是摘抄，而且是根据某种思想所篡改的摘抄本。幸亏此公政治地位与学术地位皆微不足 道，否则，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老子》就有可能只是郭店简书这样的《老子》了。当然，这 种假设是不可能成立的。但古人篡改古书，尤其是在先秦各种书籍尚未完全定型的情况下， 应该说是十分普遍的现象。随着考古的不断发展，或者还会发现更多不同的《老子》抄本。 六 《老子》一书的基本思想是由春秋末年的老聃所开创的，流传过程中不免后人附益，但这种 附益不可能改变其思想的原创性。道理很简单，如果篡改失真，就不可能以《老子》之名而 流传。因此，帛书《老子》及通行本中的抽象“道”论，也很难说是后来的发展与深化，而 不是老子的思想所固有。老子的“道”论，是继承前人的思想资料而建立起来的哲学体系， 尤其是古代天象历法即所谓“天道”学说对老子的影响更为直接。老子退隐之前乃王朝史官 ，掌管天文历法，是古代史官所谓“司天”的职能之一。由其职业的熏染而构建自己的思想 体系是顺理成章的。而“天道”学说与老子“道”论的亲缘衍生关系也是相当明显的。老子 描述他心目中所存想的那个“道”说： 视之而不见，名之曰微；听之而不闻，命之曰希；?之而弗得，名之 曰夷。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一者，其上不，其下不昧，寻寻呵不可名也，复归于 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忽恍。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帛书》十 四） 这里所描述的“道”，其实是一个永恒的时间过程。因为时间不是物质性实体，不能以空间 认知方式去感知时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不得”，B14 故老子曰：“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笼统的属性就是无形无声无质。但它 又是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永恒流转与推移的。“其上不，其下不昧”，犹言其先不明，其 后不暗。昧明暗，永远赓续相承，永无间断。因此，它是“寻寻（绳绳）不可名”之“一者”。B15而“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忽恍”，正是时光这物事 最为贴切的描述。为了把握时间之进程，人们发明了白天所用的日晷与夜间所用的滴漏，变 “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为“有状之状，有物之象”；通过有形有声有质把握无形无声无质 。B16而史官的“授时颁历”，正是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把握时间的进 程。由此可见，老子之“道”与古代天文历法之“天之道”的渊承关系。 既然“道”是“寻寻（绳绳）不可名”之“一者”，则“其上”、“其下”便只能是“其先 ”、“其后”。“其先不，其后不昧”，就是“”、“昧”相随，无所止息。这样，“ 道”的运动便是阴阳对转，反复回归。但这不过是“道”之运动的小循环，亦即是“天道” 运动的小循环而已。除此之外，“道”的运动还表现为大循环，亦如“天道”运动的大循环 。老子曰：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呵寥呵，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 知其名也，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帛书》二十五） 这段文字，郭店简书《老子》甲本亦有抄录，文字稍异，但无关大旨。而流传本“独立而不 改”为对文偶句，作“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与《帛书》甲乙二种以及郭店简书《老 子》甲组均不相同，足证“周行而不殆”为后人所增。不过，此句虽为后人所增，但并非无 缘无故，乃以下文“曰大曰逝曰远曰反”之意而补入。“道”、“逝”而“远”，“远”而 后“反”，“反”而后再“逝”，再“逝”而后再“远”，再“远”而后又“反”，如此循 环往复以至于无穷，岂非“周行不殆”而何？远反周行不殆，相对于昧寻寻相续之小循环 ，此大循环也。不过，无论小循环还是大循环，它们共同的特征都是“反”。因此，老子曰 ： 反也者，道之动也。（《帛书》四十一） 不难想象，这昧寻寻相续的小循环就是夜以继日日以继夜的循环往复；而这远反周行不殆 的大循环便是冬去春来春来冬去的周而复始。也不难想象，正是昧寻寻相续的小循环形成 了远反周行不殆的大循环。因此，“反者道之动”，正是建立在无限的小循环基础上的无限 的大循环。因此，老子之“道”与“天道”学说即古代天文历法之学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承关 系。 当然，论者也可以说，太史儋也是史官，为什么那些“道”论就不能是太史儋的发展？不错 ，太史儋固然是史官，但老子“道”论的隐士特征不是太史儋所能“发展”得出来的。 本 文
结 论 简书《老子》的发现，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这种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老子》一书 的版本校勘方面，可以解决诸如“无为而无不为”之类的学术纠纷以及有助于某些文句的正 确解读。而其思想史或学术史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对墓主人及其时代的研究上，与老子其人及 《老子》其书终隔一层。因此，我们认为，研究老子的思想仍当以帛书《老子》为主，参照 楚墓简书本并不废汉魏以来的各种通行本。毕竟帛书《老子》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足 本，而通行本则是《道》前《德》后编排最为合理的本子。 (作者为武汉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 注 释： ①关于帛书《老子》的基本特征及其学术价值，高明《帛书老 子校注自序》言之甚详。 ②郭沂：《从郭店楚简〈老子〉看老子其人其书》，《哲学研究》1998年7期。 ③尹振环：《也谈楚简〈老子〉其书》，载《哲学研究》1999年第4期。 ④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郭店楚简研究》，14页，辽宁教育出 版社，1999年1月。 ⑤周凤五：《郭店竹简的形式特征及其分类意义》，收入本集。 ⑥《礼记·月令》载，仲秋之月，“养衰老，授几杖，行靡粥饮食”。汉代亦有“ 高年授王杖”之制。《后汉书·礼仪志》载：“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 授之以王杖，?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 鸟也，欲老人不噎。” ⑦见：《郭店楚简研究》，18页。 ⑧王葆玹《试论郭店楚简的抄写时间与庄子的撰作时代》，《哲学研究》1999年第4 期。 ⑨参见庞朴：《竹帛〈五行〉篇比较》，《郭店楚简研究》，221～227页。 B10《史记·周本纪》载太史儋见秦献公在周烈王二年（前374），与《秦本纪 》载“献公十一年周太史儋见献公”相同，秦献公十一年即周烈王二年。 B11庞朴：《古墓新知——漫读郭店楚简》，《郭店楚简研究》，8页。 B12《孔丛子·公孙龙》。 B13简书《老子》甲组“绝伪弃”之“”，笔者从陈伟先生说，释为“诈” 字。陈说见《读郭店竹书〈老子〉札记（四则）》，《江汉论坛》1999年10期。 B14《说文》：“?，抚也，一曰摹也。”徐梵澄谓“?即今之言扪”，说可从 。 B15《帛书》“寻寻”即通行本之“绳绳”，河上公注云：“绳绳者，动行无穷 极也。” B16东汉李尤：《漏刻铭》曰：“乃建日官，俾立漏刻，昏明既序，景曜不忒” ，“昧旦丕显，敬听漏音”（严辑《全后汉文》卷五十），所言正是时间的把握（计量）方 式。 （原载：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
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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