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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孥法的变迁 于振波
所谓“收孥”，也就是一人有罪，家属要没官为奴婢，属于“连坐”之一种。“收孥”之法早在先秦即已存在，只是文献不足，难以做深入考察。云梦秦简为这一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可能，于是而有于豪亮的《从云梦秦简看西汉对法律的改革》[1]。这篇文章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但仍有疏略之处，故在此加以补正。 从秦律来看，收孥并非针对所有犯罪。比如隶臣妾虽然终身服刑，他们的家属却不因此而收为官奴婢。有一种观点认为：“隶臣的妻子虽然可以是平民，但是他们的子女必须是隶臣或隶妾。”[2]其实这是误解了秦简《法律答问》中的文字：“女子为隶臣妻，有子焉，今隶臣死，女子北其子，以为非隶臣子(也)。问女子论可(何)(也)？或黥颜为隶妾，或曰完。完之当(也)。”[3]这段文字只是说，隶臣之子在其户籍中必须注明是“隶臣子”，不许改变。但是“隶臣子”不等于就是“隶臣”，也不必一定要继承“隶臣”这一身份，只是可能在某些方面(如赋税、徭役、授田、为吏等)会受到一定的歧视。这可以从《为吏之道》后面所附的“魏户律”得到印证：“自今以来，(假)门逆吕(闾)、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三(世)之后，欲士(仕)士(仕)之，乃(仍)署其籍曰：故某虑赘婿某叟之乃孙。”经营商业与客店的人以及赘婿，并不是罪犯，其子孙尚且受到如此歧视，隶臣之子不许改变户籍上的出身或与此相类似，而说隶臣之子必须继承“隶臣”这一刑徒身份，则证据不足。因此，本文认为，隶臣妾的家属不在收孥之列，同样，刑等低于隶臣妾的司寇与候的家属也不会没官为奴婢。 鬼薪白粲的刑等高于隶臣妾，也没有直接材料证明其家属是否被收孥。秦律中爵位在上造以上的人以及葆子等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犯有“刑城旦舂”或“完城旦舂”之罪时，往往降为鬼薪白粲，如《秦律杂抄》：“有为故秦人出，削爵；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法律答问》：“葆子□□未断而诬告人，其罪当刑城旦，耐以为鬼薪而鋈足。耤葆子之谓(也)。”耤通藉，见《汉书·游侠郭解传》“以躯耤友报仇”师古注：“耤，古藉字也，藉谓借助也。”“耤”在此当指对葆子的宽大处理。据此，则鬼薪白粲的家属也不当在收孥之列。 因此，就刑等而言，收孥主要针对城旦舂以上的犯罪。如《法律答问》：“隶臣将城旦，亡之，完为城旦，收其外妻、子。”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之十七记录了秦王政元年、二年时的一个案例[4]：一个名叫讲的人被毛诬告“谋盗牛”。在严刑拷打之下，讲只好认罪，因此被黥为城旦。后来讲请求重新审理(“乞鞫”)，结果证明无罪，于是“(讲之)妻子已卖者，县官为赎；它收已卖，以贾(价)畀之”。文中曾提到讲的父亲名叫处，然而从“妻子已卖者，县官为赎”一语来看，则讲的父亲处不在收孥之列，而只涉及妻、子。而且犯人家属被收为奴婢后，往往被卖掉，不一定都充当官奴婢。至于在刑等上高于城旦舂的犯罪是否要收及父母、兄弟，则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才能得出结论。 以上只是就刑等所做的分析，实际上是否要实行收孥，还要看犯罪的类别。例如《法律答问》：“律曰与盗同法，有(又)曰与同罪，此二物其同居、典、伍当坐之：云与同罪，云反其罪者，弗当坐。”据此，则“诬告反坐”之类的犯罪即使处以城旦以上的刑罚，犯人的妻、子也未必被收为奴婢。 需要说明的是，在涉及妻、子被收的情况时，已出嫁的女儿大概也不能幸免。《晋书·刑法志》载：“及明帝(司马师)辅政，是时魏法，犯大逆者诛及已出之女”，后经大臣建议，才根据“嫁从夫”的原则，改为“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曹魏之法，系承自前代。大逆之罪既然要“诛及已出之女”，收孥法未废除之前“收及已出之女”也很有可能。 《史记·孝文本记》元年“除收帑诸相坐律令”，在此之前，汉律的收孥当仍沿用秦律。裴駰《集解》引应劭曰：“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今除此律。”从上面分析可知，秦律是根据犯罪的类别和量刑的等级而使用收孥的，绝不是对所有罪犯的家属都一律收孥，应劭之说过于笼统。 文帝所废除的只是与收孥有关的相坐法令，于豪亮与高恒对此均有论述[5]。实际上，收孥法并没有完全被废除。《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赦吴楚七国帑输在官者”师古注引应劭曰：“吴楚七国反时，其首事者妻子没入为官奴婢，武帝哀焉，皆赦遣之也。”据此，则景帝时仍有“收孥”之举，主要是针对同姓诸侯的反叛行为。《后汉书·殇帝纪》延平元年诏：“自建武之初以至于今，八十余年，宫人岁增，房御弥广。又宗室坐事没入者，犹托名公族，甚可愍焉，今悉免遣。及掖庭宫人，皆为庶民，以抒幽隔郁滞之情。”据此则东汉自光武时期即有“宗室没入”之事。《汉书·景帝纪》三年师古注引如淳曰：“律，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产皆弃市。”由于反叛的诸侯系宗室成员，“父母妻子同产皆弃市”不符合汉室所标榜的“以孝治天下”的原则，于是便采取一些变通措施。因此，上述没官为奴婢的事例大概是对犯有“大逆不道”罪的宗室成员的一种优待。 于豪亮认为收孥法“自汉文帝宣布废除以后直到西汉末始终没有再执行”，王莽时期曾一度恢复，东汉明帝时又再度恢复，直到东汉末。但通过上述考证可知，即使在文帝宣布废除“收孥诸相坐律令”以后，收孥法仍在一定限度内继续实行——主要是针对宗室成员等有特殊身份的人犯有“大逆不道”之类重罪而采取的宽恤政策。实际上除王莽时期以外，自文帝宣布废除收孥法以后直到东汉末，这一做法并没有什么变化，也不存在东汉明帝时又“再度恢复”的事实。据《东观汉记》载：光武帝时，鲍昱为沘阳长，“沘阳人赵坚杀人系狱，其父母诣昱，自言年七十余唯有一子，适新娶，今系狱当死，长无种类，涕泣求哀。鲍怜其言，令将妻入狱，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
[6]。赵坚杀人，犯有死罪，而其妻及父母均未被收孥。这是明帝以前的情况。我们发现，同样的事例也发生在明帝以后。据《后汉书·吴祐列传》：“安丘男子毋丘长与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长杀之而亡”。后来毋丘长被抓获。吴祐知其有妻而无子，便允许其妻入狱，“妻遂怀孕”。至冬尽行刑，毋丘长投缳而死。此案发生于吴祐被梁冀表为长史之前不久，大约在顺帝时期。这一案例说明即使在明帝以后，普通死刑罪犯的妻子父母仍然是自由民，不被收为奴婢。至于死罪以下的刑徒，就更不会有家属被收孥的可能了。于豪亮大概忽略了本文所引用的几条史料，因此某些结论不够准确，也可谓千虑一失了。 （原载《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1]见《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版。以下引用于豪亮观点均出于此文。 [2]见栗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8页。 [3]见《睡虎地秦墓竹简》(平装本)。以下所引秦简文字均出于此。 [4]见《文物》1995年第3期。 [5]见高恒《西汉王朝前期的法制改革》，《秦汉法制论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150页。 [6]《后汉书·鲍昱列传》李贤注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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