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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出土的简帛书籍

楚帛书

半个世纪来，中国的考古事业蓬勃发展，大量简帛书籍重见天日。许多亡佚已久的古籍再现于世，不少传世古籍有了更早的版本；研究者对古书的成书、传承和体例也有了全新的看法。新出土简帛已经极大地修正甚至改变了我们对中国上古、中古思想史、学术史的看法，用杜维明先生的话说：“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

半个世纪来的简帛书籍出土和研究可以追溯到1942年楚帛书（也称楚缯书）的出土和1944年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的出版。1942年9月，盗墓者偷盗了湖南长沙东郊子弹库一座楚墓中的帛书。帛书不久落入当时在长沙雅礼中学任教的美国人考克斯（John Hadley Cox）之手，后被带往美国，现存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物主是萨克勒（Arthur M. Sackler）。1973年湖南省博物馆发掘了这座墓葬，并发现了著名的画有驭龙男子的楚帛画。判明该墓年代在战国中晚期之间。

楚帛书宽38.7厘米，长47厘米。文字为墨书，计 900余字，字体是楚国文字；图像则为彩绘，先用细笔勾勒，再填以彩色,至今仍较鲜明。帛书中部有文字两大段,书写方向相反，一段8行,另一段13行。帛书四周有12个神的图形，其形状奇异，有三首、鸟身、珥蛇等，运笔细腻，各神像旁题记神名，并附文字一段。在帛书四角又有植物枝叶图像。

六、七十年代，随着澳大利亚学者巴纳德（Noel Barnard）等利用红外线照片进行研究，学界对楚帛书有了更多的认识。现在一般认为，帛书可能是战国时代数术性质的佚书。8行一段中提到“天  ”（一种彗星）、“侧匿”(月初而月见东方)等天象灾异。13行一段中，已考出有伏羲、炎帝、祝融、共工等名，有学者认为其中还有女娲、帝侈、禹、契等名，并涉及四时、昼夜形成的神话。四周12神名，已考定与《尔雅·释天》12月名相合，所附文字系记12个月的宜忌。李学勤先生认为墓主可能是阴阳数术方面的学者，年世约略与楚国著名的数术家唐昧相当。

50年代的发现

1957年3月—5月，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出竹简两组。椁室共分隔成七个室，前室北端有竹简一批，仅有残片40余段（一说残简100余支）经缀合推算，知不少于18支简，每简长45厘米，宽0.6—1.1厘米，有三道编。书写格式留有天地头，每简首足均空出1厘米左右。一简一行，约书30字，共500余字。后左室中部有竹简28支，每支上有30至40字不等，共约1000字，内容是记载随葬的的清单——遗策。

在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出现之前，这是唯一可读的战国竹简，被称为“最早的战国竹书”而轰动一时。因为这批简中讲到了“先王”、“三代”、“周公”、“君子”，并引用了《诗》，所以在五、六十年代，学者们多以之为儒家典籍。七十年代，中山大学学者最早发现长台关简文与《太平御览》卷802引《墨子》相像。

九十年代，李学勤先生对简文进一步探讨后得出结论，简文应是《墨子》的佚篇。并认为，长台关这座墓属战国中期偏早，所以书的著作年代应与墨子相距不远。廖名春先生认为，长台关竹简中有《墨子》佚篇，也有儒家著作，内容与子思子、孟子思想相仿佛。最近，李零先生著文认为，简文虽与今本《墨子》的佚篇或佚文有关，但原来却并不一定属于墨子，而很可能只是周公、申徒狄问对中的一种。因此，他的意见是将篇名直接称为《申徒狄》。另外，李零还指出，申徒狄和与之对话的周公，年代应比墨子（BC468—BC376）略早，或至少不晚于墨子，这个周公很可能是周桓公和周威公，但也可能是周考王以前的某个周公。

1959年7月，甘肃武威县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480竹木简，除11简为日忌杂占简外，其余469简均为《仪礼》简。《仪礼》简共计27298字，分甲、乙、丙三种本子，有9篇，抄写于西汉末至王莽时。甲本木简，宽0.75厘米，长55.5—56厘米，约合汉代二尺四寸，共7篇：《士相见》16简，《服传》57简，《特牲》49简，《少牢》45简，《有司》74简，《燕礼》51简，《泰射》106简，共398简。乙本木简，宽0.5厘米，长50.05厘米，约合汉尺二尺一寸，只《服传》一篇37简。丙本竹简，宽0.9厘米，长56.5厘米，仍近于汉尺二尺四寸，仅《丧服》一篇34简。

与今传郑玄注本和贾公彦疏本不同，《仪礼》汉简很可能是西汉后（仓）氏本，从篇次上看则不同于大戴(德)小戴(圣)的家法，可能是庆(普)氏之学。根据沈文倬的研究，汉简甲、乙本《服传》是两汉时代离《礼经》全经别行、又与《丧服》单经并行的《丧服》单传。汉简《仪礼》是目前所见《仪礼》的最古写本。《仪礼》简经过考古学方法复原，基本上恢复了汉代编册书写的格式。

另外，1959年，武威磨嘴子18号汉墓中又出土木简10枚，出土时简牍还缠在鸠杖上。被称为《王杖十书》，内容是汉代皇帝赐予墓主人年高的优侍文书。对于研究汉代“尊老”、“养老”制度及具体措施，有重大史料价值。

丰收的70年代

七十年代，中国考古有了许多举世瞩目的大发现。最著名的是银雀山汉简和马王堆帛书。此外，甘肃武威、河北定县、湖北云梦睡虎地、安徽阜阳、青海大通等地都有大量简帛书籍出土。

1972年4月，山东省博物馆在山东临沂县银雀山1、2号西汉墓中，发掘出大量竹简，1号墓出土竹简4942枚，整简长27.6厘米，宽0.5—0.9厘米，厚0.1—0.2厘米。内容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以及其他阴阳杂占等佚书。2号墓出土竹简32枚，系《汉武帝元年光元年历谱》，简册基本完整，每简长69厘米，宽1厘米、厚0.2厘米。

1972年11月，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出土木质简牍92简。其中木简78枚,木牍14枚，长度都在22.7—23.9厘米之间，约合汉尺一尺。从简的形式上看，原来可能是分编为3个册子,其内容都是医方。比较完整的医方有30余个，如“治伤寒遂风方”、 “治金创止痛方”、“治妇人膏药方”、“治百病膏药方”等，还有记录用针灸治疗的方法。1975年《武威汉代医简》整理出版。

1973年5月—12月，河北省文管处和定县博物馆发掘了八角廊村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此墓西汉末年曾被盗，但此次发掘还是出土了麟趾金、马蹄金、铜灯等重要文物，以及墓主身上穿的用1202块玉片、2567克金丝分片连缀而成的金缕玉衣。

考古工作者在后东室中还发现了大批简牍。竹简炭化成块，残损严重，经整理，这批珍贵的古代书籍包括：《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传》、《太公》、《文子》、《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日书·占卜》。

定州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简数有620多枚，残简居多，简长16.2厘米，宽0.7厘米，每简19—21字，共7576字，不足今本《论语》的一半，然文字差异多达700余处，分章上也有独特特点。多数研究者认为与《鲁论语》关系较近。

《儒家者言》，内容是对忠、孝、礼、信等道德的阐发，大部分散见于先秦和西汉时期的著述中，特别是《说苑》、《孔子家语》。李学勤先生以为《儒家者言》当是《孔子家语》的原型。《哀公问五义》，此书见于《荀子》、《大戴礼记》、《孔子家语》。《保傅传》，这部分残简内容，分别见于贾谊《新书》和《大戴礼记》。《太公》，整理出13个篇题，部分见于传本。《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记述六安国缪王刘定到长安入朝的沿途生活和入朝的活动，尤详于沿途地名和相距里数。《日书·占卜》残简多不能通读。

定州《文子》简277枚，共2790字。简中未发现篇名。其中属今本《道德篇》的简有87枚，计1000余字，另少量简文字与《道原》、《精诚》、《微明》、《自然》等篇内容相似，余者皆是今本《文子》所不见的佚文。《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下著录《文子》9篇，自注曰：“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简文内容与《汉书•艺文志》所说相同，主要是周平王与文子的问答。长期以来，传本《文子》被认为是伪书，其实传本《文子》只是被后人窜乱过的著作，并非伪作。定州本《文子》的出现不仅证实了一部古书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对于研究道家思想有巨大价值。

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了大批帛书与竹木简。此墓有明确下葬时间，为汉文武前元十二年（前168年）。帛书计28件，主要为《周易》、《春秋事语》、《战国策》、《老子》、《黄帝书》、《式法》、《五星占》、《天文气象寻占》、《相马经》、《五十二病方》、《导引图》等，总计12万多字。3号墓还出土两卷200支医书简，一卷讲养生，内容与《黄帝内经》相似，另一卷讲房中术。

1975年末，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秦简1150余支，在4号墓中出土两件木牍，这是人们第一次发现秦简。4号墓出土简牍为出征士卒的两封家书。11号墓中出土秦简内容为：《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乙种等。大量秦律的发现震动了学术界。  

1977年发掘的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墓，墓主为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墓中清理出十多种古代书籍，主要有《苍颉篇》、《诗经》、《周易》、《年表》、《大事记》、《杂方》、《作务员程》、《行气》、《相狗经》、辞赋、《刑德》、《日书》等。此外还有干支表残片。出土简牍，书体不一，可能是受不同书写者影响。其中《苍颉篇》，包括秦代李斯《苍颉》、赵高《爰历》和胡毋敬《博学》，存完整字541个，是《苍颉篇》亡佚近千年后的重大发现。《诗经》简共170余支残简，有今本中近60篇《风》诗和《小雅》中的《鹿鸣》、《伐木》等篇，但都不完整，这是不同于汉代齐、鲁、韩、毛四家诗的另一种本子。2000年8月出版的《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最新公布了《周易》的摹本和释文，整理后阜阳简《周易》现存3119字，其中属于经文部分的1110字，包括卦画5个，卦名、爻题、卦辞、爻辞等内容；属今本《周易》没有的卜辞2009字。另外，同刊还公布了8支《庄子》“杂篇”残简。

1978年7月，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出土大批简牍。墓内出土阴刻篆文“马良私印”铜印，故也称“马良墓”。出土简长25厘米，宽1厘米，厚0.2厘米，简材木质，云杉属，简上文字隶体，每简30—-40字不等，残简有400支。内容为：军事律令文书、军队的编制、阵法和标帜。关于军队标志、旗帜的区别，与《尉缭子》内容相同，字句稍异。出土简中过去曾认为有《孙子兵法》佚文，实际是引用《孙子》文句的古代军令类文书。

新出土简帛

1981年5月至1989年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工作队在江陵县九店发掘东周墓596座，其中56号、621号两墓出土竹简。56号墓竹简经整理有字简146支，按内容分15组。其中第2至14组属于选择时日吉凶一类的《日书》；第2、3、7、8、9、11、13组的内容见于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有的甚至连文字也基本相同。621号墓共整理出有字残简88支，其中54支漫漶不清，从34支可辨认的残文谈到烹饪等内容来看，当是古佚书；据34号简，可能名为《季子女训》。

1983年12月，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竹简1000多支，包括汉律、《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日书》等。1988年，同地136号墓也出有汉律简，部分内容与247号墓的相同，还出有《庄子》的《盗跖篇》。睡虎地竹简以秦律为主，张家山简则以汉律为主。《算数书》比通常以为的中国第一部数学著作《九章算术》早了一个半世纪以上，其释文最近公布于2000年第9期《文物》上。《庄子•盗跖》也可以证明《庄子》“杂篇”年代很早。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也发现有《日书》，甲种简73支，乙种简380支，内容同睡虎地的两种《日书》相似。

1987年5、6月间，湖南省考古研究所与慈利县文管会对慈利县石板村的战国、西汉墓地进行发掘，共发掘战国墓18座、西汉墓12座。其中36号墓出土1000余支竹简，内容包括《国语•吴语》、《逸周书•大武》、《宁越子》等，墓葬时代在战国中期前段。

1989年冬，云梦龙岗6号秦墓又出土了150余支竹简和1枚木牍，内容多为秦律。

1993年3月，湖北江陵荆州镇郢北村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内容包括《归藏》、《效律》、《政事之常》、《日书》、《宅异占》。这批简用秦隶、秦篆以及接近于楚简的文字书写，表明抄于不同时期。其中《归藏》编号164支，未编号残简230支，共约4000余字。

1993年3月，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发掘了6座汉墓。其中6号墓出土木牍23枚，竹简133支；2号墓出土木牍遣册1枚。6号墓中除文书、遣册、历谱、日书等以外，还有《元延二年起居记》、《神乌赋》、《博局占》。《神乌赋》21支简，是一篇基本完整的创作于西汉时代的佚赋，全赋（连同残字）约有660字，讲述了一个生动完整的关于鸟的故事，风格独特，比《孔雀东南飞》早了200年以上。《神乌赋》还引了《诗经》、《论语》、《孝经》、《淮南子》中的文句，并都有改动。《博局占》为木牍，背面还有六博图。

1993年冬湖北荆门郭店1号墓出土804支竹简。这座墓属战国中期偏晚，不迟于公元前300年。竹简内容包括《老子》甲、乙、丙三本、《太一生水》、《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语丛》等。郭店楚简巨大的学术价值使其立即成为国际汉学界关注的焦点。

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1200多支战国竹简，字数在35000左右，据信也出于湖北。简的内容包括书籍80多种，以儒家典籍为主，有些有今传本，如《周易》、《缁衣》、《武王践阼》等，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书。无论在数量还是古籍种类方面都远远超过已公开发表的战国竹简。上博简内容尚待公布。

1999年6月至8月，湖南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发掘了沅陵县城关镇西的虎溪山汉墓，该墓墓主是沅陵侯吴阳。在头厢和北边厢中出土千余枚竹简，包括三部分内容：黄籍、《美食方》、《日书》。其中黄籍编号170余，为侯国向中央政府呈报的户口、田亩、赋税等数据的统计簿籍；《日书》编号800余，内容和睡虎地及放马滩日书有些差异；《美食方》为烧菜做饭的方法，亦即食谱大全。

2000年3月，在湖北省随州市北郊孔家坡8号汉墓中出土500余支的竹简和4枚木牍，内容为日书和历谱。

2000年6月，天津蓟县刘家顶乡大安宅村村民在村北养鱼池内取土时发现数口古井，其中挖出一方墨书文字木牍，据9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介绍，利用红外线仪器已初步释读出6行漫漶的字迹，推断内容是汉魏时期道家方术文书。过去考古发现的古代道教文字遗物多为符箓，蓟县木牍记载的道教方术文书为国内首次发现。文字之多、内容之重要，更是迄今罕见，对研究我国早期道教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更新知识

大量简帛书籍的出土为我们校勘、辑佚整理古籍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对于书籍的成书、流传、抄写等等情况我们也有了远比前人深刻慎密的考虑；对于简帛的形式及其与内容的关系，这么多的实物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

阅读大量的简帛书籍更改变了我们的许多看法。

从墓葬时代来看，子弹库楚帛书、长台关简、九店简、慈利简、郭店简、上博简等出于战国墓。睡虎地简、龙岗简、放马滩简、王家台简等出于秦代墓。银雀山简、马王堆帛书、阜阳简、张家山简、孔家坡简、虎溪山简等出于西汉早期墓。磨咀子简、旱滩坡简、定州简、上孙家寨简、尹湾简等出于西汉中后期或东汉墓。但墓葬只是提供了出土书籍年代的下限，墓葬中出土的书籍肯定要比埋葬这些书籍的墓葬的年代来得早，更不要说比书籍写定还要早的思想的存在。这些出土书籍中的大部分是战国典籍。

联系起孔壁书、汲冢书，这么多的出土文献居然大体都集中在一个时期内！孔孟之间、老庄之间，战国的学术和文化到底是何等面目？

对传世的儒家经典《周易》、《诗经》，道家的《老子》、《文子》，兵书《孙子兵法》、《尉缭子》等许多典籍，我们有了比过去远为深刻的认识。许多一直被认为的伪书比如《文子》、《归藏》等现在我们已经不这么看了。一些过去怀疑晚出的书籍如《庄子》的“杂篇”、《国语》等现在基本认定是战国著作了。我们还见识到许多过去从未见识过的书籍，如《太一生水》、《宁越子》、《脉书》、《引书》、《日书》等等。

超越文献学，我们对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等思想有了更接近真实的认识；在诸子关于政治制度方面的思想知识之外，我们还发现发达的古代实用技艺的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开始意识到古代知识分类的存在，现在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备了去复原战国的思想和知识状况的条件。

郭店楚简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儒家、道家的资料，如果它指向的是我们说的制度思想的话；那么，马王堆出土的大量关于方技、术数的帛书指向的是关于实用知识方面的；而银雀山兵书则是战国的军事们在战争这一当时最关紧要问题上将关于政治制度的方略与实用技艺高度结合的产物。就让这样三宗影响巨大的出土文献引导我们走近欣赏战国时代空前繁荣的学术文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