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音
——论上博《诗论》一号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朱渊清
笔者曾撰文认为上博《诗论》一号简的最末一字是“音”，现再作较为详细的论证。
《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也。情发於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礼记•乐记》中也有几乎相同的这么一段话：“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儒家讲礼乐文明，《礼记•乐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 所以儒家提倡“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礼记•乐记》）。
乐是儒家教育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也称乐教。《荀子•乐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偲，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于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礼记•乐记》）人有“情”则必“乐之”，而人之情感多变不居，其所乐也有好恶。《礼记•乐记》：“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又，“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焦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单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民所乐之乐可以多种多样，根据《乐记》所记子夏的说法，只有德音才真正可以称得上是道人美好情感、高尚志向的乐。德音才合乎儒家乐教。
儒家的乐教配合于《诗》教。《诗》是德音和美文的完美结合。
《诗》和歌乐紧密联系。《墨子·公孟》：“诵《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郑风·子衿》毛传：“古者教以诗乐，诵之，弦之、歌之、舞之。”孔子对《诗》的音乐特性很重视，他自卫反鲁，还曾亲自为《雅》、《颂》正音。
《诗》除了歌乐之外，它的文辞内容也很重要。早在春秋时代，赋《诗》便被广泛地引用于各种社交场合，不懂得赋《诗》，便会丢脸。所以不读《诗》，就无以言。孔子以《诗》为教材，“子所雅言，《诗》、《书》、执礼。”
《诗》的这种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结合，有利于道引人的情感志向，这也正是孔子开展《诗》教的意图。《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
《雅》、《颂》之制，其目的即在于道引人之“情”，所以《国语•周语下》说：“诗以道之，歌以咏之，……于是乎道之以中德，咏之以中音。”《礼记•乐记》：“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礼记•乐记》：“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
《礼记•乐记》所纪录的魏文侯和子夏之间关于乐和音的一段对话十分重要，可以反映儒家对“音”和“乐”以及《诗》教的理解。
魏文侯问子夏：“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在大谈了一通古乐与新乐的不同后说：“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在文侯的追问下，子夏进一步说：“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灾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子夏例举了四种溺音：“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音，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根据子夏的解释，只有德音才称得上是乐。子夏在这里所说的乐实际上已经是特定的儒家理想的乐，而不是普通各样的音乐了。所以先王制《雅》、《颂》，夫子弦歌《诗》、《颂》，正是儒家乐教，而《诗》也是真正的德音。
因此，笔者认为：上博《诗论》一号简的最末一字“言”确当作“音”，这段话或与子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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